编者按：7月2日，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发布研究报告《可能改变一切的三项举措 —— 若获准实施》，我们在此编选了其主要论述。
中国不仅需要新的刺激措施，还需要新的增长算法。这三项改革举措最终可能成为其基础。但旧有的习惯和激励机制很难改变。“十五五” 规划将是真正的试金石：是否准备好不再奖励那些它想要减少的东西？
在本周二（7 月 1 日）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，中国高层领导人再次提及一个长期存在且备受关注的问题：如何从结构上重新平衡国家的增长模式。
会议提出了三个重要举措：
财政体制改革
调整宏观目标
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
这些并非全新的理念。它们在 2024 年 7 月的三中全会上就已被提出。如今这些理念再次出现 —— 同日出版的党的顶级政策期刊《求是》上的评论文章也对此予以强调 —— 这标志着问题的紧迫性再次升级。
正如我们在 2025 年 5 月 28 日的报告《中国的平衡术》中所阐述的那样，我们的观点直言不讳：中国经济正遭受三重困境的困扰，即反馈循环失灵、激励机制错位以及路径依赖。地方政府通过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 GDP 增长，而中央则呼吁创新和消费。不同层级之间的这种张力造成了结构性的不匹配。
为何财政改革是基础性的？
中国的税收制度严重依赖增值税等间接税，这种税收制度会激励生产规模的扩大。企业生产得越多，所缴纳的税款就越多 —— 这样的制度会刺激过度建设和产能过剩。
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重新平衡财政资源，减少对生产性行业的补贴，为公共产品和家庭收入支持腾出空间。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方式，无论中央怎么说，地方政府都将继续沿用过去那种侧重于供给端的老办法。
调整宏观目标
多年来，中国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以生产为导向，这反映了国家的政策重点。五年规划和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将 GDP 增长作为主要目标，重点关注工业产出、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，而对居民消费和社会福利关注较少。这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对久经考验的供给中心模式的路径依赖，将政策重点从供给转向需求是经济再平衡的第一步。
完善统计机制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
国家统计局主要采用生产法核算 GDP，同时使用支出法数据进行交叉验证。它按季度发布全面的生产法 GDP 数据，但支出法数据（消费数据来源于此）仅按年度发布。即使从简单的技术角度来看，要使地方官员的行为与消费相关指标保持一致也会更加困难。
GDP 核算和干部考核是该体系的行为反馈循环。如果官方统计机制继续优先考虑投资和产出，并且官员的晋升基于这些指标，那么任何改变都将是表面的。
重新定义干部考核体系，强调居民消费、收入增长和环境质量是必要的。将晋升与这些新指标挂钩也同样必要。否则，该体系将继续奖励那些它正试图逐步淘汰的行为。
但旧有模式根深蒂固，改革的信号令人鼓舞，但路径依赖仍然很强。供给侧增长的惯性不仅存在于地方政府，也存在于中央政策框架中。即便现在，关于 “新质生产力” 的官方言论往往还是会默认采用产业政策运动和投资周期的方式 —— 只是领域换成了新的行业。我们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：2013 年、2020 年、2024 年都是如此。每一次，改革的雄心都是真实的，但最终的实施还是回到了熟悉的工具上。问题不在于缺乏想法，而在于制度惯性。
“十五五” 规划：真正的考验
这就是为什么 “十五五” 规划（2026-2030 年）至关重要。最近的这次会议可能是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蓝图 —— 更少依赖供给、更注重质量 —— 奠定的早期基础。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：“消费占 GDP 的比重” 是否会成为核心政策指标。这将标志着衡量成功的标准发生真正的转变。“十五五” 规划可能会成为这些结构性理念 —— 财政再平衡、新的 GDP 核算方法和绩效考核改革 —— 制度化的时刻。但要实现这一点，需要政治意愿和官僚体系的协调配合。
大摩观点：方向正确，但仍处于早期阶段
这三项改革在概念上是正确的，也与中国当前的需求在战略上相契合。改革的语气更为坚定，意图也更为连贯。但目前尚未制定时间表，也未出台执行机制。最重要的是，尚未公布财政再分配计划（从资本支出转向社会安全网）。诊断与实施之间仍存在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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